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4171期。在解放战争的整个时期,“纵队”一直是我军重要的战斗单位,各大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几乎都以“纵队”形式进行编制。到了1949年,为了适应新的战争需求以及战场形势的变化,我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军制改革,决定将纵队改编为军,并将每个军隶属到更高一级的“兵团”中。经过这一系列调整后股票配资交流平台,全国的野战部队共编成了16个精锐的主力兵团,这些兵团可谓是解放军的王牌部队。那么,究竟是哪些将领能够担当起这16个兵团的首任指挥官呢?我们一一来看。
在一野方面,第1兵团的指挥官是王震,他在红军时期曾担任红6军团的政委,成为兵团司令之前,他曾是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司令员;第2兵团的司令员许光达,他在鄂西地区红军战斗中表现突出,曾担任过红军师长,解放战争的前半段,他是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的司令员;第18兵团的周士第,他的资历比前两位更加丰富,早在南昌起义时便是国民革命军第25师的师长,红军时期担任过二方面军的参谋长,解放战争期间,他担任了晋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;第19兵团的杨得志,则是典型的“双红一”将领,在红军时期曾担任红2师的师长,解放战争时他是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司令员。
展开剩余75%在二野方面,第3兵团的指挥官陈锡联,红军时期他在四方面军任职,曾担任第11师的政治委员,解放战争初期,他是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的司令员;第4兵团的指挥官陈赓资历非常深厚,在南昌起义时他是营长,后来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、一方面军的师长等职务,解放战争中他是“陈谢大军”的主力指挥官,长期受到中央的直接调度和指挥;第5兵团的司令员杨勇,红军时期曾担任一方面军多个师的政治委员,解放战争期间,他出任了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。
在三野方面,第7兵团的指挥官王建安,他是四方面军的名将,红军时期曾担任红4军的政治委员,解放战争期间他是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的副司令员;第8兵团的司令员陈士榘,早在秋收起义时就已参加革命,他是毛主席的亲信将领,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,负责指挥许多关键战役,尤其在淮海战役期间,他亲自带队支援双堆集;第9兵团的宋时轮,他曾是红30军和红28军的军长,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的司令员;第10兵团的叶飞,红军时期他担任过闽东独立师的政委,参与了南方的游击战争,解放战争期间,他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。
在四野方面,第12兵团的指挥官萧劲光,红军时期曾担任红7军团的政委,解放战争时他是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(即后来的解放军第12兵团)的司令员;第13兵团的程子华,他在红军时期曾任十五军团的政治委员,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了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(即后来的解放军第13兵团)的司令员;第14兵团的刘亚楼,他是“双红一”的代表人物,任职兵团司令之前,已经是野战军的参谋长,并且是“林罗刘”三人组的核心之一,1949年初,他亲自指挥了天津战役;第15兵团的邓华,同样是“双红一”干部,在解放战争前期,他担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的司令员。
总结来看,这些将领有三个共同特点。首先,他们大多在红军时期至少担任过师级或更高级别的军官,早期的革命经历非常出色,部分人曾在军级或军团级任职;其次,在1949年担任兵团司令员之前,他们几乎都是解放军一线的作战指挥员,随时能够应对复杂战场的需求;第三,除了程子华因为调入政府机关而未能获得军衔外,其他人都获得了上将以上的军衔:其中,陈赓、萧劲光、许光达被授予了大将军衔,另外12人则被评为开国上将。
除了这16个兵团之外,1949年下半年,我军又新增了21兵团、22兵团和23兵团,分别由陈明仁、陶峙岳和董其武将军担任司令员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三个兵团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从原国民党军起义部队中发展而来的,因此这三位司令员的革命履历与之前的16位兵团司令员有所不同。因为起义的贡献以及统战的需要,他们在1955年9月都获得了解放军上将军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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